1996年6月，席世国结识了自称做汽车配件生意的境外间谍分子熊某。此后，两人便开始了频繁的交往，熊某不是请席世国吃饭，就是桑拿、按摩，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。一天晚上，熊某请席世国吃饭时，试探道：“我那边有很多朋友想来海南寻找项目投资，但是他们对你们的政策不太了解，不知道有哪些优惠条件。为了吸引他们投资，中央或省政府的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文件能不能让我看一看？”他还谎称其舅在境外开设一家高科技公司，希望请席世国为“公司”提供政策咨询。实际上，所谓的“公司”就是境外情报机构。对于“看看文件”要求，席世国答应“去找一找”。

　　7月30日黄昏，熊某走进席世国的办公室。此时已是下班以后，室内没有其他人。席世国从文件柜里拿出一沓文件，熊某从中挑选10余份有关经济、税收、灾情、警备区预备役等内容的秘密文件，席世国在办公室将这些文件复印后，将复印件交给了熊某。

　　如此轻易、顺利，不禁使熊某欣喜万分。第二天，他便带着“成果”飞往境外。一个月后，熊某飞回海口，带来影碟机、电话机，以及美元800元，作为给席世国首次“合作”的回报。以后每次都是熊某将情报带往境外，然后带回酬金交给席世国。10月，席世国两次在办公室内向熊某提供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海南省政府有关秘密文件，熊某经挑选用相机拍摄了90张照片。这时候，席世国有了情报机构给他起的化名：莫言。

　　对于席世国的表现，境外情报机构表示满意，认为他“工作能力很强”，想面谈进一步“合作”事宜。按照境外情报机构的安排，席世国向单位谎称在河南老家的母亲病重，骗得15天假期，于1996年10月14日由情报机构出钱参加了旅游公司组织的旅行团，经香港赴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。两天后，他在泰国曼谷一家饭店内，同境外情报机构头目“杨总”、“李总”见面。他们向席世国布置了任务，要求他提供更高密级的文件，同时还交待了联系方式。

　　从新、马、泰回来以后，席世国更加卖力地为境外情报机构效劳。1996年11月至1997年1月，席世国多次从办公室拿出许多秘密文件，由熊某用相机拍摄了396张照片，悉数带往境外。1997年春节后，熊某从境外回到海口，交给席世国的除了厚厚一沓酬金外，还有一封“杨总”的信，用暗语要求席世国继续提供更高质量的情报。同时，为了方便席世国和熊某的工作，情报机构还提供了一笔购车款，他们用这笔钱各自买了一辆轿车。

　　接获指示后，席世国于1997年3月初将国务院等6份秘密文件，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年度工作总结的绝密级文件，交给熊某带回其住所拍照。

　　正当席世国和熊某为窃得绝密级文件而自鸣得意的时候，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根据掌握的线索，于1997年3月一举破获这起由境外和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相勾结的窃密案，将席世国、熊某逮捕归案。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席世国住处查获其私藏的40余份各类秘密文件和内部资料，在熊某住处查获他尚未带往境外所拍摄的文件底片76张，其中就有那份绝密级文件的底片。

　　“忽视世界观的改造，被金钱和物质所迷惑”，这正是席世国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归案后，席世国仍然抱着侥幸心理，编造谎言，避重就轻，说他“只是为赚点钱，搞点报纸上公开登过的材料”，还企图掩盖在曼谷与情报机构头目见面一事。当审讯人员出示“杨总”写给他的那封信时，他见事已败露，捶胸顿足，丑态百出。

　　窃密活动发生在省政府机关内部，这不能不说我们思想上的麻痹、保密观念的淡漠和管理上的漏洞让敌人钻了空子。应该说，省政府办公厅从一般工作职责到具体工作制度，从“三密”文件收送、阅读、使用和管理到文件资料的复印，从文件材料归档到文件档案阅览等方面的规定不可谓不细，不周到。席世国所在的部门，也另有专人负责收文登记、文件资料整理存档工作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规定大部分都停留在纸上，没有贯彻落实，就是那份绝密级文件，也被随意摆放在办公桌上，而被席世国轻易地将文件复印带走。

　　省政府总值班室本是中枢要害之地，然而，席世国竟能多次带熊某进出总值班室。不仅如此，席世国通过非法手段为熊某办理了机关出入证和车辆通行证，凭着这些证件他可以自由进出省政府办公楼。

　　熊某多次在上班时间到席世国的办公室，席世国周围一些人也知道熊某是境外人员。席世国月薪1000余元，却开着一辆日本产轿车。对于这些，没有一个人引起注意或者警觉，更没有人向保卫部门或安全部门反映。

　　其实，席世国的手段并不高明。我们有关部门、单位如果真正按制度办事，席世国那些已经做了的事情就很难或者不可能做成。如果多些留意，多些警觉，多些思考，就不难发现席世国身上的疑点并深究出问题。

　　如今，海南席世国窃密案的查处工作已划上句号，席世国被司法机关判处无期徒刑，其它有关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理。但是，保密与窃密的斗争并不会停止，相反，伴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，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变得越来越激烈。